经济违规是经济主体违反现行法律和法规，客观上危害社会、主观上有过错，但未构成经济犯罪的经济行为。中国经济已由快速地增长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经济违规问题不可忽视。根据2008—2020年《中国审计年鉴》审计工作综合情况统计数据，2007—2019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的违规金额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18年查出的违规金额为历年最高，达到18 759.13亿元。审计部门作为综合性的经济监督部门，其问责对象涵盖自然人、单位和政府三种类型，通过汇总其所辖范围内的违规问题，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区域层面的经济违规状况。当前，区域层面违规金额规模较大且未得到一定效果遏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因此，深入研究经济违规的影响因素对完善治理、维护公众利益至关重要。

  已有关于经济违规的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的财政违规和上市公司违规展开，而基于区域视角的考察相对较少，因而可能忽视更具有普遍性和深层次的经济违规影响因素。Williamson提出的四层次社会制度分析框架中，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属于第一层次，影响甚至支配着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和价值内涵，其“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思想能够塑造个体“不确定性规避”的风险偏好和“长期主义”的价值导向，这将使经济主体的支出行为更加谨慎，从外部压力的角度减少经济违规……基于上述分析，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之间有几率存在一定关系。

  综上，本文选取2007—2019年30个省份的经济违规数据，围绕儒家文化影响经济违规这一命题，考虑法律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基于霍夫斯泰德（Hofstede）文化维度模型构建理论框架并予以实证检验。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区域视角考察经济违规，突破了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考察，因而可能探究出更具有普遍性、深层次以及本土化的经济违规影响因素。第二，丰富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本文则探究了儒家文化对区域经济违规的影响，为“文化—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第三，从实践意义来看，本文对弘扬儒家文化，纠正对于儒家思想的消极偏见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儒家文化在治理经济违规、维护财经秩序中具备极其重大作用，为如何吸收儒家优秀价值理念促进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现有关于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研究大多分布在在企业的经济决策行为层面，众多学者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企业创新、过度投资等的影响。此外，儒家文化能够影响股东和高管的行为，叶德珠等发现上市公司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实施的隧道效应越小，并且这种负相关性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更明显。古志辉发现儒家伦理可以影响管理层行为进而降低代理成本。部分文献对儒家文化与企业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程博等基于家族上市企业分析得出，儒家民间传统文化明显降低了上市公司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发生概率。李文佳等将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分为三类：信息公开披露、股东自利、治理不规范，发现儒家文化对这三类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已有关于经济违规的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的财政违规和上市公司的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展开。针对地方政府财政违规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单位层面的财务特征以及政府审计两方面。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越大，财政自主度越高，越容易发生财政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而独立的政府审计实施外部监督，审计效力与审计效果、审计处理和审计整改的关系、中央审计监督与审计人员特征等会对财政违规产生重要影响。针对公司违规，现有文献讨论了个体层面独立董事的任职特征、企业层面公司治理的相关要素（股权结构、薪酬差距、独立监事等）对公司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影响，少量文献从非正式制度的方面出发，研究了文化环境（儒家文化、彩票文化等）对公司违规的影响。

  综上，尽管有不少研究对经济违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层次的考察，但大多分布在在对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两大微观主体的分析上，基于区域层面经济违规的研究相对空白。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多聚焦于公司层面的经济决策，鲜有考察其与经济违规的关系。本文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合法律制度环境与对外开放的调节作用，揭示儒家文化对经济违规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霍夫斯泰德（Hofstede）对民族文化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文化维度理论，构建了6个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和放纵与自我约束）的文化指标体系，为学者研究文化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本文参考金智等的研究并全面考虑了儒家文化影响经济违规的可能路径，从权力距离、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取向、集体主义、自我约束六个维度分别阐释儒家文化怎么样影响经济违规，并考虑法律制度环境与对外开放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思路模型如图1所示。

  权力距离①反映了一个社会怎么样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儒家文化中存在等级观念，“君臣父子”构成权力上的差序结构。汉代董仲舒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将等级观念上升到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度。现有研究一致认为高权力距离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杜兴强等发现论资排辈弱化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者的监督，降低了独立董事发表异议的概率和数量。地区的等级观念越强，信息传递的质量和效率就越低，下级对权威的高度尊重与信任使得上级的错误观点和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正。此外，等级观念之下个人会认为不平等现象具有合理性，对不公现象的高容忍度降低了公众监督的力度以及对权力的制约，助长了经济违规。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维度中，男性气质下整个社会的竞争更激烈，个体自信独断，重视成功和财富。女性气质下社会成员体现出谦和、合作和重视关系的特征。儒家文化将“温良恭俭让”作为待人接物的准则，推崇成为“卑以自牧”的“谦谦君子”，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此外，儒家文化注重群体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怀有“恻隐之心”，更多地表现出女性气质。姚圣娟等指出儒家文化中对关系的看重使得企业员工即便察觉缺陷或有其他异议时也表现出默许性沉默行为。因此，在女性气质影响下，面对违规现象，组织成员更可能采取沉默行为隐瞒自身感受，选择顺从、附和组织的行为，不利于问题的及时揭露和纠正，增加了违规发生的机会。

  综上，本文认为儒家文化的高权力距离与女性气质使得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和约束，从“违规机会”的角度增加了经济违规的可能性。

  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反映了社会成员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越高，组织和个人越倾向保持严格的行为准则，且不能容忍非正统的行为和想法。叶陈刚等指出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越低，公司财务质量越低，审计师越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儒家文化主张“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的谨慎行事方式。在这种风险管理思想和危机意识的熏陶之下，组织及个人的风险接受能力更低，更少可能做出冒险和激进的经济决策，对资金的使用和分配也更为稳健。

  长期取向是基于东亚国家文化特征补充的维度，儒家文化坚持长期取向，强调长远发展以及为未来着想，崇尚节俭。《朱子家训》指出“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荀子提出“俭德”的富民思想，“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经济主体秉持未雨绸缪和勤俭节约的价值导向，在对资金的使用和分配进行跨时期选择时，对支出会更加谨慎，较少可能超预期支出并减少短视行为。

  综上，本文认为在儒家文化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取向的作用下，经济主体倾向于稳健的资金使用，因而面临的金钱上的压力较小，从“外部压力”的角度降低了经济违规可能性。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反映了社会组织中个体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程度的偏好。个人主义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集体主义则指组织中的个人更看重集体利益，组织成员的行动具备集体特性。《礼记·礼运》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对大同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对于他人利益，尤其是对“鳏寡孤独”等的关注。因此，受集体主义观念影响，经济活动主体将更加重视集体利益，“以公为先、克己奉公”，降低自身“穿逾之心”的动机以维护公众利益，最终减少经济违规。

  放纵与自我约束反映了社会成员抑制自身欲望和本能的程度。儒家文化对自我约束的要求体现在“忠信”职业道德观中，从事管理工作的“君子”需要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克制私人欲望，尊重所有者的所有权。此外，代理人需要经常反思“为人谋而不忠乎”，在工作过程中兢兢业业且信守承诺。这将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提升个人素养，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经济违规。

  综上，本文认为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思想与自我约束意识会降低经济主体违规的“内在动机”，从而抑制经济违规。

  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越好，意味着正式制度越完善。本文认为儒家文化对经济违规的影响受到正式制度（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变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二者对经济违规的抑制作用可能是一致或是替代的，重点是行为人的最终目标。如果行为人仅仅以不受处罚这一最低标准为目标，则法律制度环境与儒家文化互为替代关系。在法律制度环境完善的地区，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训作用被弱化了；而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儒家文化刚好可以弥补不足。相反，如果行为人追求尽可能地减少自身不当行为，则儒家民间传统文化与法律制度二者共同发挥规范和约束作用。此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方向就是一致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对竞争性假设：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家间的往来与联系慢慢地加强，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指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导致经济秩序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最终形成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并提出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政治形态发展的趋向。金智等也发现儒家文化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会因海外殖民文化的融入而被削减。因此，按照文化冲突理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会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有所减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本文以2007—2019年各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研究样本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同时由于西藏地区的审计数据存在缺失，剔除了西藏的样本，最终构建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儒家文化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具体参见变量定义。违规金额和政府审计数据来源于2008—2020年的《中国审计年鉴》，地区经济数据来源于2008—202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减少极端值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的缩尾处理。

  经济违规。参考已有研究，使用审计机关在当年对所在地区的审计中查出的违规金额（Irrfund）和违规金额与审计项目数量的比值（AIrrfund）度量经济违规行为。

  儒家文化。借鉴古志辉的研究，本文以各省份的儒家学校数量作为区域儒家文化的衡量指标。历史上儒家学校是传播儒学思想的重要场所，对儒家学校的统计最重要的包含官方学校（中央政府的国子监，地方兴建的府学、州学、县学等）与私人书院，二者数量之和作为区域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记作Confu_sch。儒家学校数量越多，反映区域儒家文化氛围越强。同时，本文参考金智等的度量方法，将各省份的孔庙数量（Confu_temp）作为儒家文化指标的补充。

  （1）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借鉴徐细雄等的方法，以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分指标“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作为代理变量（Law），得分越高，该地区法律环境越好。（2）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借鉴金智等的衡量方式，若省级行政区内包含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营口等经济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则对外开放程度变量（Open_province）取值为1，否则为0。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影响经济违规的变量。包括政府审计方面的影响因素，如审计项目数量（Audit）；区域经济及环境方面的因素，如地区生产总值（GDP）、财政支出规模（Exp）、第二产业占比（Ind2）以及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Edu）。

  为了研究儒家文化对经济违规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对H1进行检测验证。其中，被解释变量（Irrfund）表示经济违规；解释变量（Confucian）衡量儒家文化强度，具体用儒家学校数量（Confu_sch）和孔庙数量（Confu_temp）作为代理变量；Controls为控制变量。由于对儒家文化变量的测度采用历史数据，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没办法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采用设置年度（Year）虚拟变量的方式固定时间进行回归分析。β1是本文关注的回归系数，若β1预期显著为正，则H1a成立。若β1预期显著为负，则H1b成立。

  为了检验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模型2。X代表调节变量，即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β2是本文关注的回归系数。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本文2007—2019年的样本区间内，对所选取的30个省份的观测值共有390个。Irrfund和AIrrfund的均值分别为1 748 553.7和434.00，且最小值均大于0，两者的标准差分别为1 850 619.7和444.80，说明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普遍的，且不一样的地区之间的经济违规存在比较大差异。Confu_sch的均值为240.20，Confu_temp的均值为16.37，说明省级行政区域内儒家学校约有240座，孔庙约有16座。Confu_sch和Confu_temp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表明不同省份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有几率存在较大差距。其他控制变量分布均在合理范围内。

  表3是利用模型1对H1a、H1b进行检测验证的回归结果。列（1）、列（2）中使用审计查出的违规金额（Irrfund）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审计项目数、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后，Confu_sch、Confu_temp的回归系数为-0.116和-0.103，分别在1%、5%水平上显著。列（3）、列（4）以单个审计项目平均查出的违规金额（AIrrfund）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Confu_sch的回归系数为-0.116，在1%水平上显著。Confu_temp的回归系数为-0.101，在5%水平上显著。以上根据结果得出，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显著负相关，即儒家文化能够抑制经济违规，H1b得到支持。

  本文进一步检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违规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受到正式制度的影响。为此，在模型2中引入法律制度环境（Law）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对H2进行检测验证。表4中列（1）、列（2）显示，当Irrfund为被解释变量时，Confu_sch×Law、Confu_temp×Law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5、-0.05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列（3）、列（4）中以AIrrfund为被解释变量时，Confu_sch×Law、Confu_temp×Law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具有协同作用，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儒家文化对经济违规的抑制作用越强，H2b得到验证。

  现实中经济主体的违规决策体现了其对成本收益的考虑，正式制度通过强制性的规定和惩罚机制的威慑，大幅度的提升了违规成本，因而能预防原有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被颠覆。此外，跟着时间的推移，正式制度也可以内化为非正式制度，形成占主导性的社会氛围，进一步规制或约束个体行为。因此，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越好，越能够强化儒家文化对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抑制作用。

  在模型2中引入对外开放变量（Open_procvince）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对H3进行检测验证。调节效应测试结果见表5，儒家文化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对外开放显著加强了儒家文化对经济违规的抑制作用，即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儒家文化越能够降低经济违规。

  回归结果不同于文化冲突论的西方逻辑理论，体现了不同文明接触和交流过程中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彼此促进的趋势。“和而不同”思想是儒家“和文化”的核心，“求同存异”的开放态度更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一方面，以“商业精神”“竞争精神”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可能会促进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正式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引入了西方国家相关市场的部分规则，对外开放为这些外来正式制度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更相容的实施环境和土壤。因此，在厚植“和为贵”思想的儒家文化之下，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理念之间更多地表现为融合而非冲突，协同促进经济违规的降低。

  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仍可能因遗漏变量导致内生性问题。借鉴古志辉的研究，本文选择省级行政区域内“贞节牌坊”的数量（Num_zj）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三纲五常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三纲中强调“夫为妻纲”，而贞节牌坊正是对妇女为丈夫守“节”的一种表彰，反映了儒家名节观念教化的影响。因此，贞节牌坊与儒家文化影响强度紧密关联，但与经济违规的相关性较弱，以贞节牌坊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及外生性假设的要求。

  表6报告了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为，Num_zj与Confu_sch、Confu_temp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同时，工具变量的F统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为，控制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Confu_sch、Confu_temp与Irrfund、AIrrfund负相关关系依然显著存在。

  进一步采用各省份的违规金额与GDP的比值（GIrrfund）和违规金额与人口规模的比值（PIrrfund）度量经济违规的相对规模，使用模型1再次进行检测验证。回归结果为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显著负相关，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结论（限于篇幅，结果备索）。

  为了排除宗教等其他文化对结论的干扰，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级行政区域内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数量（Religion）。参考叶德珠等的研究，增加地区明清进士数量（Jinshi）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对儒家文化的指标进行了补充。回归结果为Confu_sch、Confu_temp和Jinshi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H1再次得到验证（限于篇幅，结果备索）。

  文化信仰和传统价值观具有稳定的影响力，如果儒家文化是抑制经济违规的文化内因，则更可能形成地区持续性而非暂时性的低程度经济违规。参考李万利等的研究，本文构建哑变量Sustain_low，将样本区间内每个年度经济违规水平都低于全国各省份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持续性低经济违规”，取值为1，否则为0。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

  列（1）至列（3）回归结果为，Confu_sch对Sustain_low的回归系数为0.445，且不显著；Confu_temp和Jinshi对Sustain_low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6和0.002，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儒家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持续性的低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文化作为一种隐性价值规范对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

  本文选取2007—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基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儒家文化能否对经济违规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抑制经济违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越完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控制潜在其他影响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基于文化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进行了持续性“低经济违规”行为的考察，发现文化作为一种隐性价值规范对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

  本研究丰富了地区非正式制度与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经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屡禁不止似乎表明，单纯从财政体制及审计监督等正式制度层面出发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杜绝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发生。应对区域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基本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倡导发挥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国家审计查出的违规金额来刻画经济违规，但在某一些程度上，审计部门公布的违规金额信息受限于地方审计部门的查处力度而仅能部分反映地方经济违规的程度。因此，未来可尝试寻找更为精确具体的经济违规测量变量。